文｜任田

我买的第一张偶像不干胶，是1983年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当时并没有想到，若干年后的一个下午，我能坐在维港的半圆形玻璃办公室，面对金庸亲自提问：

“你的小说里，为什么喜欢安排一个男英雄出来，周围就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，怎么老这样子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真英雄的话，就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。正常吧？”

“那为什么总处理成这些女孩子都很坚贞不移，一定要跟他好，如果不能嫁给他，就要死要活的样子？暴露了多少有点重男轻女吧？”

他很耐心地解释道，“一个人受社会影响很大，这在当时就很正常。要说重男轻女，好像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子。我就有四五个祖母；再早一点，曾祖父都有七八个太太，（这种情况）很多很多。只有一个少奶奶的（少爷）就很出名。我去参观过一个人（的住所），发现他的电话线（分别）通到各个姨太太房间，他共有13个姨太太！”

那时我年轻（编者注：作者当时20多岁，是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首席记者），喜欢坚持自己的道理，但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，所以特别不平这件事。记得金庸的结论是：“优秀的男孩子，都是很多女孩子喜欢的；就像漂亮的女孩子，周围也有不止一个男孩子呀。”然后他想了想又补充道，“其实并不是每本书都这样设计，《神雕侠侣》里面，杨过就只交往过小龙女一个女朋友。”

关于这个问题，问到这里我才罢休。

每一个人，都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。金庸去世刷屏，大家并非不懂得每个人都将有这么一天，可就是放不下自己的一段青春，这段青春曾经有一部共同的诠释，分属14个故事，这就是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（编者注：金庸除《越女剑》以外的14部小说首字合称）。每个人的青春注解，都在这些书里有过雪泥鸿爪，就像我一定要问出杨过和小龙女才能结束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。如今这个执念被金庸带走了，再也没有人能够如此精准地描摹出我们的武侠青春梦，我们不是放不下执掌这片武林的人，我们是放不下自己这颗孤悬旷野的心。

今天想来，金庸就是这样一个在礼节上滴水不漏的人。他不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，哪怕这个人有点年少轻狂，他也愿意从他的角度，尽量让你接受他的观点，并且接受得舒服。

其实说来，我和金庸不止这一次见面，2005年《明报》主办“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大奖”，金庸是顾问，我得了第一名。颁奖礼上，金庸带着太太来听古琴。我仔细观察他们伉俪，查太太文文雅雅的，能嫁给金大侠，应该也是一代女文青的春闺梦吧？当夜的琴箫合奏，都是男生，没有一句废话，也没有人讲解，颇有点江湖仙乐飘摇的意境，只是二三十人安安静静地听。听完琴，两人就走了。

旅游文学奖除了奖金，还有几千元书券，可以在明报出版社买书，我就买了一整套的《金庸全集》。在我离开上一家公司的时候，这套书还留在公司书架上。奇怪的是，我当年买这套书，千里迢迢从香港托运回广州，丝毫不嫌沉重；但当我离开前东家，竟是疲倦不堪，再没有任何力气在同一座城市中挪动，有人向我借书，我也慷慨出借，大概心里知道，它们是再难凑齐的了。

数年前来广州的前一晚，我坐在西安家里清点我的不干胶，从第一张“射雕”已经积攒到9大本相册和5纸盒单张，我妈问我搞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我说就像你集邮一样啊。许多年后，我竟然轻易佚失了明报版金庸全集，这些得与失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，有时仅仅因为得到困难才倍加珍惜。

在Running小记者课堂我讲过一件事，那天采访金庸的时候，他猝不及防被我问到一个问题——“你人生最遗憾的事是？”没想到金庸回答说，他儿子当年在美国为情自杀，而他当天还在坚持写社评。我瞬间反应过来这个问题过于残酷，但那时已经刹不住车了。天色黑下来，维港亮起灯光，我们的话题也跌落在这片黯淡的气氛中，金庸说他坚持写完文章，慢慢把灯关掉，找沙发坐下来，才开始一个人陷入悲伤。

采访完毕，我们起座，收拾，告别。去洗手间，我在走廊里迷了路，恰好碰上金庸。我问，您来？他说，我来送送你。这就是他的周到，他在悲伤的余韵之中仍不忘记给一个轻易断言他“重男轻女”的小记者带路，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。

（作者系自由撰稿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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